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
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
离婚法草案的公布带来的巨大骚动致使政府对《莱茵报》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马克思感到越来越多的时间都在对付书报检查官中耗费了。恩格斯写道：“‘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必要的文章；先是给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到1842年12月为止，书报检查一直由一个非常无知的官员来执行，据说他审查删去过一则关于对但丁《神曲》翻译的广告，理由是：神的事情不适于作喜剧的主题。他常常没有足够的机敏，来注意审查重要的东西。由于自己的疏忽而被上司责备，他就习惯地用这样的话对待日常工作：“如今是一块面包的问题。现在我的一切都吹了。”布洛斯讲述了一个关于这个官员的故事，这是马克思告诉他的。“有一次，他被邀与妻子、待字闺中的女儿一起参加一个由省总督举办的盛大舞会，离开前必须要完成他的书报检查工作。但恰巧那天晚上印刷校样还没送到。这个不知所措的检查官坐着马车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到了马克思租住处。当时快11点了。他使劲按铃，马克思从三层楼的窗子探出头来。‘校样！’检查官吼道。‘没有！’马克思朝下喊道。‘可是——！’‘我们明天不出报了！’于是马克思关了窗子。这个检查官听了这话糊涂了，茫然不知所措。但从此以后他就规矩多了。”1843年1月，马克思发表了一篇有关贫穷状况的调查，这是他在《莱茵报》上最后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摩塞尔的酒农自从关税同盟建立之后，遭受着竞争方面的巨大痛苦。当时这种境况已激起了很多公开呼吁，1842年11月《莱茵报》记者对这一贫困境况作了报道，其真实性立刻遭到了省总督冯-沙佩尔的质疑。马克思认为这位记者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准备亲自证明该报道。他计划写五篇系列文章，结果只写了三篇，其中只有两篇在《莱茵报》查封前发表。这两篇发表的文章用大量的细节论证了该记者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篇文章在对该报的压制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摩塞尔河谷的状况是源自客观的既定关系：
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