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有很多种，也是多元的。但有一种快乐，却是必须生活在一种文化的、文明的、有教养的快乐之中，它是一般人难以拥有的真正的快乐。

“文革”中，季羡林先生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开始时，几乎每天都要被拉出去批斗，后来情况有所好转，造反派安排他在女生宿舍的门口打铃，还兼管传呼电话，就是有人来了电话，他就站在门口喊几声“几零几室，某某同学的电话”。这件事如果搁在别人身上，一定会有满肚子的怨气，季先生却居然感觉很快乐，说是“上天对自己的恩赐”。因为他终于可以有机会能每天偷偷从家里抄两大张纸的梵文——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悄悄带到传达室里，一旦有了电话，他就在边喊电话的时候，边琢磨着怎么将它翻译出来。《罗摩衍那》的汉译版，就是季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独立完成的。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季先生就是依仗着一种人为的滋养，一种文明的积淀，最终度过了那段非人却快乐的时光。

与季先生一样，杨绛先生的快乐同样充满着文化的快乐。

杨绛先生也没有逃脱那个疯狂年代的迫害，被发配到文学所的厕所做清洁工。于是她自费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了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子，每天在十几个厕所里认真地清洗，将所有器具都洗出了本来的面目，所有人也都赞叹她的活干得就是漂亮，厕所不像厕所，倒像一座座温馨的小宾馆。忙完工作后，她便悄悄坐在厕所里看书。有时候她出去，远远看到外地来京的红卫兵，为防止意外，她便进入女厕所，那里成了庇护她的宝地。在忆起那段经历时，杨绛先生这样认为：“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一，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其三，可以‘享到所未识的自由’，这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

而钱学森先生所具备的文化快乐，却是有着另一番意境。

在钱学森的图书馆，有一张老式写字台，写字台的对面有一把小椅子。写字台是钱先生每天做完研究之后剪报专用的，小椅子则是夫人蒋英女士用以陪伴钱先生的专座，而且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其间两个人甚至连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默默地坐着。一次，蒋英对儿子钱永刚说：“你去陪陪你爸爸。”钱永刚说：“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他是搞导弹的，那些机密的东西又不好跟我说。”蒋英就笑了，说：“去吧，你爸爸看见你陪他会很高兴的，陪他不一定要说话，你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钱永刚后来说：“陪了父亲几次后，我这才知道，快乐是可以很安静的，也是可以很宁静的，陪伴是可以不需要说话的。这就是难以言喻的文化快乐。”

快乐不是一种，也绝不等同于或者不仅仅等同于财富、地位、名誉等。而“文化快乐”则与众不同，它既可以很安静，也可以很宁静，而且高贵、生动和深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