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他17岁。

家贫。

过年吃饺子，只有爷爷奶奶可以吃到白面包的饺子。母亲用榆树皮磨成粉，再和玉米面掺和在一起，这样可以把馅儿裹住，不散。单用玉米面包饺子包不成，那饺子难以下咽但记忆中他可以分得两个白面饺子，小心翼翼吞咽，生怕遗漏了什么，但到底遗漏了什么还未知何滋味，已经咽下肚去。

衣裳更是因陋就简。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裤子上常常有补丁，有好多年只穿一两件衣服，也觉得难看，但撑到上班，仍然穿补丁衣裳，照相去借人家衣服说来都是悲辛。

记忆最深的是17岁冬天，同村邻居亦有18岁少年，有亲戚在东北林场，说可以上山拉木头，一天能挣三十多块。他听了心动，两个人约了去运木头，亦不知东北有多冷。他至今记得当时多兴奋，铭刻一样记得那地名——额尔古纳左旗，牛耳河畔，中苏边界，零下49摄氏度，滴水成冰。

每日早上五点起床，步行40里上山。冰天雪地，雪一米多厚。拉着一辆空车上山，一步一滑。哪里有秋衣秋裤？只有母亲做的棉衣棉裤，风雪灌进去，冷得连骨头缝都响。眉毛是白的，眼睫毛也是白的，哈出的气变成霜，腰里鼓鼓的是两个窝窝头。怕窝窝头冻成硬块，用白布缠了，紧紧贴在肚皮上，身体的温度暖着它，不至于冻成硬块咬不动。

不能走慢了，真的会冻死人。拉着车一路小跑，上山要四个多小时。等前胸后背全是汗了，山顶就到了。坐下吃饭，那饭便是两个贴在胸口的窝窝头，就着雪。到处是雪，一把把吞到肚子里去，才17岁，那雪的滋味永生不忘。

然后装上一车木头，往山下走，下山容易些，控制着车的平衡。上山四个小时，下山两个小时，回来时天黑了。

那是他少年时的林海雪原。

进了屋用雪搓手搓脚搓耳朵，怕冻僵的手脚突然一热坏死掉，脱掉被汗湿透的棉衣，烤在火墙边，换另一套前天穿过的棉衣。晚餐依然是窝窝头。第二天早上照样五点起，周而复始。

一个月之后离开时，他怀揣一千块钱。一千块钱在70年代是天文数字，那时的人们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二十几块。

回家后，母亲看他后背上勒出的一道道紫红的伤痕，放声号啕。

那一千块钱，给家里盖了五间大瓦房。他说起时，轻声细语，仿佛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听者潸然泪下。光陰里每一步全是修行，不自知间，早已自渡。那零下49摄氏度的牛耳河，霸占着他17岁的青春，直至老去，不可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