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二十章 冷茹冰无意失银元 金娃子有志去读书
第一百零七回 冷茹冰无意失银元 金娃子有志去读书（5）
“还有，”甄贤婆婆从藤椅旁边的竹篮里摸出一个东西，放在我手心里——是一枚银元，边齿上也有一道细微的划痕。我低头一看，这枚银元和东西哥、茹冰表哥手里的那枚一模一样。“这枚银元，阿婆传给你。本来想等你毕业的时候再给你的，可阿婆想了想，还是现在给你吧。你带在身上，看见它就想起家，想起咱们重阳镇，想起七杀碑和无字碑，想起你大公爷爷亲手刻在无字碑上的字——家。将来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回家的路。”
我双手捧着银元，指尖在边齿上那道划痕上轻轻摩挲着：“阿婆，您放心。我不会忘的。”
甄贤婆婆摸出一沓用橡皮筋扎着的钱：“金娃子，你马上就要去一个人生活了。这些钱不多，是我平时积攒起来的。其中，也有你东西哥哥孝敬我的。你拿去，吃不饱的时候，就给自己加一点餐。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要饿着了。你东西哥读大学的时候，我就是这么给他的——他那时候舍不得花，攒下来买了本《古文观止》。”
“谢谢阿婆。东西哥哥已经给我不少零用钱了。这些钱您老人家自己留着用吧？”我把钱往回推。
甄贤婆婆把钱重新塞进我手里，手指头在我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听话，婆婆年纪大了，吃什么都没有胃口。钱对于我而言，没有实际的作用。你和东西哥哥是咱们甄家的希望。婆婆给了你，心里才踏实。拿着，别让婆婆说第二遍。”
我只好双手接过甄贤婆婆给的零花钱。那天晚上回到房间，我把那沓钱一张一张地捋平，放进枕头下面的储蓄罐里。储蓄罐是陶瓷的，上面画着一只胖乎乎的小猪，是我过生日时茹心表妹送的。我把银元也放了进去，然后盖上盖子，轻轻摇了摇，听见银元和硬币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甄贤婆婆给的钱，我真的舍不得用。
开学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妈给我准备的行李堆了半个堂屋，像一座小山——棉被、褥子、枕头、洗脸盆、搪瓷碗、热水瓶、换洗衣裳，还有一罐自家腌的酸豆角。她把棉被抱到院子里，在太阳底下晒了两天，一边翻面一边念叨“晒透了盖着才暖和”。
阿爷蹲在门槛上，用一根麻绳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捆成一个大包袱，捆得结结实实的，麻绳在包袱上绕了十字结，最后打了个死扣。他一边捆一边说：“到了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不要跟同学打架，冷了要加衣服，饿了要吃饭。”他平时话不多，那天却破天荒地唠叨了好一阵，连我妈都忍不住插了一句“阿爷你今天怎么这么啰嗦”。
阿爷在甄家茶馆摆了一桌送行宴。老钱头掌勺，回锅肉、水煮鱼、粉蒸肉、醪糟汤圆，摆了满满一桌子。白胡子老头们端着搪瓷缸子，说甄家又出了个文人，从东西到金娃，一门两个举人，如果算上茹冰表哥，就是三个天之骄子，这在重阳镇可是头一份。一个老头掰着手指头算，说甄家这第三代，出了两个老师一个工程师，祖坟上冒青烟了。
刘二娃也来了，他跟我同班。他端着一杯茶，站起来敬我，茶杯举得老高，差点洒在桌上。说金娃子咱俩又在一个班了，师范三年你可别再跟我抢鸡腿了。我说那得看食堂的鸡腿够不够分。他说不够分咱俩就联合起来，先把虚五那份抢了——可惜虚五去读技工学校了，不然咱们三班铁三角还能在县城聚首。
东西哥坐在我旁边，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在我碗里夹了一块回锅肉，肉片又肥又瘦，边缘煎得焦焦的，是我最爱吃的那种。他说：“到了学校，别忘了辅助线怎么画。”
我说：“画错了怎么办？”
他说：“画错了就擦掉重画。辅助线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敢不敢画之分。这道理，在讲台上也是一样的。你将来面对学生的时候，不会每一堂课都讲得完美——讲错了不要紧，承认错误，下次改进。你东西哥当年第一次公开课，紧张得在黑板上画歪了三个圆。后来想通了——圆歪了也是圆，只要圆心还在，歪一点怕什么。”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到街口的无字碑前。月光洒在碑面上，把那个新刻的“家”字照得清清楚楚。字迹在月光下显得有些歪斜，笔画还不够匀称，石屑还沾在笔画的边缘，没有被风吹净，摸上去有一种刚出生婴儿般粗粝的温热。我伸出手，摸了摸那个字，指尖沿着笔画慢慢划过——一点，一点，一横，一撇，一捺。
碑石在月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凉丝丝的，可摸在手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七杀碑就站在旁边，碑上的七个“杀”字被月光洗得发白，那些被张献忠刻上去的杀气，在这个夜晚全都消散了。
我想起甄贤婆婆给我的那枚银元。银元在我兜里，温温的，贴着我的大腿。我把它掏出来，在月光下翻来覆去地看。边齿上那道划痕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银光，像一条细细的辅助线，从过去延伸到未来。
我想起第一次来茶馆学跑堂，拎着铜壶差点烫着客人；想起跟虚五去虚老幺咖啡屋“侦查”，被苦得龇牙咧嘴，虚五说“喝咖啡的人都是傻子”；想起在大舅家吃回锅肉，结果吃出了一场家庭风暴；想起陪甄贤婆婆去融金寺求签，无忧和尚说“云开见月明”，我妈把竹签紧紧攥在手里；想起东西哥在黑板上画下第一个圆，说“辅助线没有对错之分”；想起三表哥在田埂上记笔记的背影……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那个捆得结结实实的大包袱，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班车是那种老式的长途客车，车身漆着绿白相间的条纹，发动机轰隆隆响，车厢里弥漫着汗水和尘土的味道。我妈站在车窗外，眼圈红红的，却笑着朝我挥手，阿爷站在一边，手里端着一杯老荫茶——大概是刚从茶馆里端出来的，茶还冒着热气。
甄贤婆婆没有来送我。她只是站在街口的无字碑前，拄着拐杖，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她的白发被晨风吹乱了，她也不拢。班车从她面前开过的时候，我透过车窗看见她的嘴唇轻轻翕动，像是在说什么。我听不见她的声音，可我知道她是在说——路上小心。
刘二娃坐在我旁边，嘴里嚼着泡泡糖，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他把糖纸剥下来，折成了一只纸鹤，递给我。
班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着，窗外的风景从农田变成了山林，又从山林变成了县城郊区的厂房。烟囱冒着白烟，机器的轰鸣声隐隐约约地传进来。路边有人在卖橘子，挑着担子站在路肩上，朝班车挥了挥手。我靠在车窗上，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心里头既有期待，也有一丝说不清的惆怅。
三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我会站在讲台上，像东西哥那样在黑板上画圆吗？我会在黑板上写什么字？我会成为甄贤婆婆说的那个“对得起学生”的老师吗？
到了县城，学校比我想象中大得多。校门口立着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南疆县中等师范学校”几个大字，字是用正楷写的，笔画有力。校园里有好几栋教学楼，操场比重阳镇中学的操场大了两倍不止，跑道是煤渣铺的，踩上去沙沙响。篮球场上有人在打球，球鞋在水泥地上摩擦出尖锐的响声。我和刘二娃被分到了同一个寝室。寝室里一共八个人，四张高低床，每个人的床头都贴着花花绿绿的贴纸——有的是电影明星，有的是足球运动员，有的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风景画。
刘二娃一进门就把上铺占了，把包袱往床上一扔，床板震得嗡嗡响。“金娃子你睡下铺吧，省得你半夜从上铺滚下来。你这人睡觉不老实，小时候在你家打地铺，一晚上能翻十几个身。”
我说：“你才滚下来呢。”
他说：“那咱俩打个赌，谁先从上铺掉下来谁请吃一个月的食堂回锅肉。”
我想了想，觉得这个赌局对我很有利——我睡下铺，怎么可能从上铺掉下来？于是就拍了板。刘二娃高兴得从行李里翻出一个枕头，枕头上绣着一只歪歪扭扭的鸭子，说是他妈亲手绣的。
中师的课程比初中多了不少——除了语文数学这些基础课，还有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音乐、美术、体育。最让我头疼的是音乐课，老师让大家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唱音阶，轮到我的时候，我一张嘴，老师就皱了眉头，说甄金同学你的音准还需要加强，课后多练练哆来咪。刘二娃在旁边幸灾乐祸，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结果轮到他唱的时候，老师直接把钢琴盖合上了，说刘垚同学你还是先去操场跑两圈吧，先把肺活量练上来。刘二娃的学名叫刘垚，因为名字不好叫，所以平日几乎没有人这样称呼他，只有老师点名的时候才会被这两个字噎一下。
美术课倒是让我找到了自信。周老师让大家画一个苹果，我画完了交上去，他看了看，把画举起来端详了好一阵，问：“甄金同学你是不是学过画圆？”我说我堂兄教过我——他徒手画圆不用圆规，手腕一转就是一个完美的圆。画苹果刚好用得上，苹果不就是圆的变体嘛。周老师笑着点了点头，说怪不得，你的苹果画得比圆规画的还圆，明暗关系也处理得不错，以后可以多往写生方向发展。
教材教法课上，老师让大家模拟讲课。我站到讲台上，看着下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忽然想起了东西哥在黑板上画辅助线的样子。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我的名字——甄金。粉笔在黑板上划过，发出清脆的嗒嗒声，粉笔灰纷纷扬扬地落在讲台上。然后转身对着台下鞠了一躬，说同学们好，我叫甄金，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课。台下响起一片掌声。
那天晚上，我躺在寝室的硬板床上，望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发呆，灯管里的镇流器嗡嗡响。我翻了个身，把枕头下面的银元摸出来，在黑暗中用手指摩挲着边齿上的划痕。窗外有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像铺了一层碎银子。
刘二娃从上铺探下头来，头发倒挂下来，像一把刷子。“金娃子，你想家了？”
“没有。”我说。
“骗人。”他把一个东西从上铺递下来——是半块月饼，用油纸裹着，油纸上还沾着几粒月饼渣，“我妈塞在我包里的，说想家的时候吃。分你一半。这是我们家自己打的月饼，豆沙馅的，比街上卖的甜。”
我接过月饼，咬了一口。月饼是豆沙馅的，甜得发腻，可嚼在嘴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嚼着月饼，忽然觉得，这里也许就是我的另一个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