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是十月中旬贴出来的。
不在一楼走廊的公告栏里——贴在三楼会议室的门口。建国是去上厕所的时候路过的，看见会议室门口站着四五个人，没人说话，都盯着门旁边那面墙。他走过去，越过一个人的肩膀看到了那张纸——A4纸，打印的，字不大，标题是“县粮食局第一批精简人员名单“。
后面跟着十几个名字。
他一个一个往下看。没有他的名字。他继续往下看。没有。看到最后一个也没有。他把名单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他的名字确实不在上面。但名单上的名字他大部分都认识——财务科的两个、储运科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三楼资料室的一个。还有最后一个名字，排在倒数第三行——
老李。和他同一个科室。靠门口那张桌子，头发往后梳，衬衫口袋上别着钢笔和圆珠笔，窗台上那盆文竹的土已经干裂了的那位。
建国站在名单前面没有动。旁边的人看完就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前后响了几下，然后安静了。三楼的走廊没有开灯，十月中旬的天色暗得早，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片灰白色的光，不够照亮整条走廊，只够在墙上投出一个模糊的人影的轮廓。建国站在那片光线的边缘——他的影子落在名单旁边的墙上，刚好遮住了“老李“两个字后面的一个字。
他转身走回二楼的办公室。
推开门。老李坐在他那张靠门口的桌子前面，窗台上的文竹还是那盆——土还是干的。他面前的桌面上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笔记本，笔帽扣在钢笔上。他看见建国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建国站在门口没有往里走。
“名单贴出来了。“建国说。
“我知道。“老李把钢笔插回衬衫口袋上——左胸那个位置，常年别着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笔帽上有一道磨出来的亮痕。
“你在上面。“
老李没有回答。他把桌上的笔记本合上，放进了抽屉里。然后把抽屉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一个旧笔记本、两瓶没拆封的蓝墨水、一盒回形针、一把剪刀、一沓牛皮纸信封、一本工作证。工作证的塑料封皮磨得发白了，边角卷起来的地方露出里面的纸板。他打开看了一眼——里面贴着一张黑白照片，穿的是深色外套，头发比现在多。他把工作证放进了上衣口袋里。然后站起来，把窗台上那盆文竹端起来。
“这文竹——“他端着花盆在手里转了一下，“养了六年了。带走吧。“
他把花盆夹在腋下，另一只手把椅子推回桌子下面。椅子腿在地板上刮了一下——刮出一道浅色的印子，在深色的水磨石地面上很显眼。
“建国。“
“嗯。“
“你那盆文竹——该浇水了。“
“嗯。“
老李端着文竹走出办公室。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没有回头——但停了一拍。那一次停顿很短，大概两秒钟——然后他往走廊那头走过去了。脚步声从近到远，在楼梯口拐了一个弯，然后听不见了。
建国站在办公室里。老李的桌子空了——抽屉开着，桌面上的东西被清干净了，只有台灯还搁在原来的位置上，绿罩子，插头还插在墙上的插座里。灯没有开。建国走到那张桌子前面，伸手把台灯的插头拔了下来。他把电源线在台灯底座上绕了两圈，然后把台灯放到老李桌子的抽屉里。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对面桌的小陈。他一直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有抬头。建国坐回自己的位置，拿起桌上的搪瓷缸——空的。他走到水房接了一杯自来水回来，把缸子放在桌子的右上角。水在缸子里慢慢静下来，表面不再晃了。
窗外有人推着自行车从大门口出去——链条吱呀了几声，然后远了。建国没有往窗外看。但他知道那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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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半个月里，名单上的人陆续走了。走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人收拾了一上午，跟每个人握了手才走；有的人当天下午座位就空了，桌上什么都没留下，好像从来没有人在那里坐过；有的人最后一天穿着平时不穿的干净衣服来上班，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到下班，然后站起来走了，没有跟任何人说话。财务科的老魏走的那天穿了一件新的白衬衫——平时他不穿白衬衫，穿的是灰的。他坐在位置上等到五点半，把抽屉里的东西全部装进一个蛇皮袋里，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子下面——和每天下班一样的动作。然后他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没有人抬头看他——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完了那一眼，转身走了。蛇皮袋的底角在走廊的地面上拖了一下——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走廊里传得很远。
建国坐在二楼办公室靠窗的位置上。从十月到十一月，办公室里的人少了三分之一。空出来的桌子没有马上搬走——桌面上的文件和文具被人收走了，但桌子本身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椅子也还在桌子下面。每天早上建国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会看到那些空桌子和空椅子整齐地排列着——椅背的高度一样，桌面的颜色一样，但座位上没有人。日光灯管有两根没亮，剩下两根闪了几下才稳住。光落在空桌面上——没有人趴在上面写材料、没有人把搪瓷缸放在右上角、没有人在窗台上浇文竹。
十一月中旬的时候，建国收到了第三个月的“暂缓“工资——这次连口头通知都没有了。财务科的门锁着，门上贴了一张纸：“财务审核中，工资发放另行通知。“
建国站在那张纸前面看了看。然后他转身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那本《新华字典》——枕头底下太明显了，他放在办公桌抽屉最里面了——翻到扉页。王威写的“保重“两个字，蓝墨水，笔迹用力得在纸背上留下了凸痕。他在两个字的下面用手指摸了一下——凸痕还在，七年了，纸背上的痕迹没有平回去。
他把字典合上，放回抽屉最里面，关上抽屉。然后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去水房接了一杯自来水。回来的时候经过老李那张空桌子——台灯还在抽屉里。他没有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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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建国在走廊里遇到了人事科的老周。老周是那天最后一个还没下班的人——他在走廊尽头锁门，手里拎着一串钥匙，看见建国从办公室里走出来。
“还没走？“
“走了。“
两个人一起往楼下走。楼梯间里的声控灯坏了一盏——走到三楼和二楼之间的拐角时，有一段五六级台阶是完全黑的。老周在前面走，手里那串钥匙在黑暗里叮当地响了几声。走到一楼大厅的时候，老周停了一下。大厅里的灯已经关了，只有传达室窗户里透出来的光——橘黄色的，照在水泥地面上，像一块歪歪扭扭的毯子。
“建国。“老周没有回头。
“嗯。“
“你还年轻。别在这耗着。“
他说完这句话就走出去了。传达室的老头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看了建国一眼，没说话，缩回去了。建国站在大厅的阴影里——传达室的光线照不到他站的位置，他整个人都在暗处。他站了大概有十秒钟，然后也走了出去。
十二月的县城晚上冷得快。风从老街的两头灌进来，吹得路边法国梧桐的最后几片叶子在枝上抖了几下，松了，落下来。有一片叶子落在他肩膀上，他没有去拍，走了几步之后自己滑下去了。
他回到宿舍，没有开灯。窗户关着。外面的路灯透过槐树光秃秃的枝杈在窗帘上投下交错的影子——不是叶子印了，是枝杈印的。他从枕头底下把那本《新华字典》拿出来，打开扉页。在没有光的房间里他看不到“保重“两个字——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
他把字典放在枕头旁边。然后躺下来。
天花板上有路灯投进来的阴影，那些枝杈的影子在没有叶子的冬天里显得比夏天更密——因为每一条枝杈都是可见的，没有叶子遮挡。建国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老周的那句话在他脑子里转——“你还年轻。别在这耗着。“
他闭上眼睛。又睁开。
窗外的风声穿过窗框的缝隙，发出一种细长的、低沉的响声。远处的县城街道上有一辆货车经过——发动机的声音由远及近，到了粮食局门口没有停，继续往南边去了。声音越来越远，最后被风声盖住了。
建国翻了一个身。枕头旁边那本字典的硬封面在他翻身的时候碰了一下他的额头——硬的，带一个直角。他没有把字典拿开。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去了办公室。打开门。老李的空桌子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小陈的桌子也在——小陈还坐在那里，翻着同一沓文件，和昨天一样，前天也一样。建国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把搪瓷缸放在桌子右上角。窗台上那盆文竹——土已经干透了，叶子从尖端开始发黄。他盯着那盆文竹看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拿着搪瓷缸去水房接了一杯水回来，给文竹浇了。
水渗进干裂的泥土里的时候发出一种细微的嘶嘶声——土太干了，水渗下去的声音像是泥土在呼吸。建国把那杯水全部浇完以后，把搪瓷缸放回桌上，坐下来，打开了面前的材料。钢笔里的墨水没有干——他吸过不久。他在稿纸的第一行写下了日期：1998年12月4日。
窗外天阴着。没有太阳。但办公室里比前两周亮了一点——因为少了几张桌子，光线在没有遮挡的桌面上落得更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