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梦见了儿子。
刘小杰站在一栋新房子前面，白墙红瓦，两层小楼，门口种着一棵枣树。他笑着朝她招手，喊她“妈”。
她想跑过去，但腿像灌了铅一样重，怎么都迈不动。她拼命地跑，拼命地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到离儿子只有几步远的时候，儿子忽然消失了。
房子也消失了，枣树也消失了。
她站在一片空地上，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和风里飘着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碎纸片一样的白色花瓣。
伸出手，她想抓住一片花瓣，但花瓣从指缝间飘走了，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天上的云。
韦红霞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
她坐在椅子上，浑身僵硬，脖子落枕了，扭一下都疼。她站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脚，去厨房煮了一碗面。面煮好了，她端到堂屋里，坐在刘平奎的遗像旁边，一口一口地吃。
“平奎，”她说，“我昨晚梦见小杰了。他站在一栋新房子前面，笑着叫我妈。你说，这是不是个好兆头？”
遗像里的刘平奎笑着。
“我觉得是好兆头。”韦红霞把面汤也喝完了，放下碗，“我一定会把房子盖起来的。等小杰回来，他就有新房子住了。他就不走了。”
她站起来，洗了碗，换了身干净的衣服，拿起桌上的钥匙，出了门。
今天她要去见名单上的第二个人。
韦红霞走在村路上，春天的太阳照在她身上，暖洋洋的，但她不觉得暖。
她觉得自己像一块冰，从里到外都是凉的，太阳晒不化，风吹不暖。
走到张家村村口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一个女人站在路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馒头。
那女人看见韦红霞，犹豫了一下，然后朝她走了过来。
“你是韦红霞？”那女人问。
韦红霞点了点头。
“我是张翠芬。”那女人把塑料袋换到另一只手上，声音有些紧，“周五金让我来找你。”
韦红霞打量了一下张翠芬。三十七八岁，圆脸，微胖，皮肤偏黑，手上全是老茧。
她的眼神有些闪躲，不敢直视韦红霞，但又强撑着站在那里，两条腿微微发抖。
“他跟你说了啥？”韦红霞问。
“他说你这边有个活，能挣钱。”张翠芬的声音越来越小，“我想试试。”
韦红霞看着她，看着她闪躲的眼神和发抖的腿，想起自己第一次去王老三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害怕，但不敢说害怕。因为害怕没用，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害怕不能让娃吃饱饭，不能让男人活命。
“走吧，”韦红霞转身，“我带你去见老板。”
张翠芬跟在她身后，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在春天的田野里。
油菜花开得正旺，金黄金黄的，蜜蜂在花丛中嗡嗡地飞。天很蓝，云很白，风很暖。
一切都很好，除了人心。
张翠芬比韦红霞预想的还要快上手。
她是个手脚麻利的女人，在澡堂子干了三天，光头男人就点了头，说她不用试用了，直接算正式工。
张翠芬拿到第一笔工资的那天晚上，拎着两瓶啤酒和一包卤味来找韦红霞，说要请她喝酒。
韦红霞没有推辞，两个女人坐在堂屋里，就着刘平奎的遗像，喝完了两瓶啤酒，吃了半包卤味。
“红霞姐，谢谢你。”张翠芬喝得脸红红的，说话舌头有点大。
“要不是你，我连娃的学费都交不起。现在好了，我一个星期能挣五六百，够花了。”
韦红霞看着她，想说“你别谢我，你以后会恨我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端起酒杯，跟张翠芬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红霞姐，你一个人，不寂寞吗？”张翠芬忽然问。
韦红霞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寂寞有啥办法？又不能跟鬼说话。”
张翠芬看了看桌上刘平奎的遗像，压低声音：“我听说赵大彪对你好，你咋不跟他过？”
韦红霞放下酒杯，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散开，模糊了她的脸。
“不想拖累他。”她说，“我这个身子，已经烂了。跟了他，是害他。”
张翠芬听不懂“身子烂了”是什么意思，但看韦红霞的表情，知道不是好事，就没有再问。
那天晚上，张翠芬走后，韦红霞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把刘平奎的遗像拿下来，用布擦了擦，又放回去。
她看着照片里刘平奎的脸，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摸了摸相框。
“平奎，你说我要是真的跟了大彪，你会不会怪我？”
遗像里的刘平奎笑着。
“你不会怪我的，你巴不得有人要我。你就是这种人，自己苦了一辈子，还想着别人。”
韦红霞把相框放好，站起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
水是凉的，她喝了两口，放在桌上，然后拿起手机，看了看周五金发来的消息。
“红霞姐，下周再拉两个人，澡堂子那边又缺人了，拉一个人给你六百抽成。”
韦红霞看着这条消息，没有回。她把手机放下，走到院子里，站在枣树下。
春天的枣树已经长满了叶子，绿油油的，在夜风中沙沙作响。她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像一面镜子，照着她一个人。
她想起儿子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夜晚，她抱着他坐在枣树下，指着天上的月亮说“小杰你看，月亮上有只兔子”。
小杰仰着小脸，认真地看了半天，说“妈妈，我看见了，兔子在捣药”。
现在小杰长大了，不看月亮了，也不看妈妈了。
韦红霞擦了擦眼角，转身走进屋里。
日子又恢复了从前的节奏。
韦红霞白天联系新人，带她们去澡堂子面试，晚上接周五金安排的客人，剩下的时间全泡在牌桌上。
她的生活像一个被拧紧了的发条，一刻不停地转，转到她忘了自己为什么要转。
钱在一点一点地攒。周五金给她开了一个账户，每次抽成直接打到卡里。
她隔几天就去镇上的ATM机查一次余额，数字在慢慢地涨——三千、五千、八千、一万。
每涨一次，她就觉得那栋新房子离她近了一步，离儿子近了一步。
但她的人也在一点一点地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