荥阳郑氏的命运尚在未定之天，裴延庆的钦差仪仗尚未抵达河南道，一场更加猛烈、更加直接的风暴，却在帝国的财赋重地——江南东道，率先爆发了。
这风暴，不再是朝堂上的口水官司，不再是门阀的“非暴力不合作”，也不再是边镇的冷眼观望。而是刀光剑影，流血漂橹的武装暴动。一场由江南士绅豪强组织、裹挟部分不明真相民众参与的、公开的、有组织的抗税暴乱，如同沉寂火山骤然喷发，将本已紧绷的帝国政局，推向更加危险的边缘。
***，依旧是“税”。 沈翰的人头，在苏州城门楼上挂了月余，李多祚的铁血手段，确实震慑了江南许多豪强。秋粮的征收，在刀锋的威逼下，勉强完成了大半。然而，恐惧压抑下的怨恨，如同地火，在暗处奔涌。当朝廷的税吏，拿着根据“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新法核算出的、较往年高出数成的夏税（江南部分地区试行两税，此为预征）账册，再次敲开那些豪门大户、甚至中小地主的大门时，积压的怒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朝廷这是不给我们活路啊！” 湖州乌程县，最大的丝商兼地主黄百万，在私密宴会上，对着几位同县、邻县的士绅头面人物，捶胸顿足，涕泪横流，“沈公（沈翰）前车之鉴，血迹未干！如今又要加税！我等家业，皆是祖辈辛苦积攒，合法经营所得，朝廷凭什么说加就加？说什么‘一体纳粮’，分明是欲壑难填，要榨干我等最后一滴血汗！今日是沈家，明日就轮到你我！今日是加税，明日是不是就要抄家灭门了？！”
他的话，如同火星，落入了早已堆满干柴的心田。在座的士绅，无一不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或耕读传家，或经商致富，名下田产店铺无数，荫蔽的族亲、依附的佃户、仰其鼻息的小商户更是不计其数。新政不仅触及他们免税的特权，更因清丈田亩，要厘清他们隐匿的田产，这等于是在他们心口割肉。沈翰的死，让他们恐惧；而新的税单，则点燃了他们拼死一搏的绝望。
“黄公所言极是！” 德清县举人出身的豪强陆文渊，须发皆张，拍案而起，“朝廷无道，宠信奸佞（指改革派），行此暴虐之政！吾等读圣贤书，明礼仪，岂能坐以待毙？那李多祚不过一介武夫，带兵撒野罢了！如今他早已北返，难道朝廷还能处处派兵，把江南每个县都屠一遍不成？！”
“陆兄说的是！” 另一盐商出身的士绅接口，“江南乃朝廷财赋根本，我等士绅，乃地方基石。若逼反了我等，看朝廷的赋税从哪里来！我看，不如效法山东诸公（指崔氏等门阀），给他来个软抗硬顶！联合各县士绅，一齐拖延，看他能奈我何！法不责众！”
“拖延？” 黄百万赤红着眼睛，嘶声道，“拖延有何用？朝廷的铁拳，迟早要落下来！沈公就是拖，结果如何？依我看，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奋起一搏！” 他压低了声音，却带着一股疯狂，“江南水路纵横，民风并非一味柔弱。这些年，各地抗租抗税之事，也时有发生。只要我等牵头，以‘抗苛捐，保乡梓’为名，振臂一呼，必能聚起人马！到时，占住州县，断了漕运，朝廷必然震动！那时，再与朝廷谈判，要求罢黜新法，诛杀酷吏（指裴延庆、李多祚等），还江南一个朗朗乾坤！”
这个提议，让在座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公开武装对抗朝廷，这是造·反！但想想沈翰的下场，想想那令人窒息的税单，想想家族产业可能被一步步吞噬的未来，一种破釜沉舟的疯狂，渐渐压过了对朝廷的恐惧。
“况且，” 黄百万见众人意动，继续煽动，“我得到消息，山东、河北的世家大族，已然联手，朝中诸位相公，亦对新政深恶痛绝。就连太子（李弘）殿下，也屡次上书反对。天下苦新政久矣！我等在江南率先举事，正是顺应天意民心！事成，则江南可保，我等便是乡梓功臣；即便事有不成，” 他眼中凶光一闪，“朝廷为了稳住江南赋税，也未必敢把事情做绝，总要坐下来谈！总好过引颈就戮！”
恐惧、愤怒、贪婪，加上一丝侥幸，最终冲垮了理智的堤坝。 一场密谋，在乌程县黄家深宅中达成。他们联络了湖州、苏州、常州、润州等地不满新政的士绅、地主、甚至一些在地方上颇有势力的漕帮头目、私盐贩子。他们筹集钱财，购买武器（主要是刀剑弓弩，甚至有少量甲胄），囤积粮草。他们四处散布谣言，将朝廷新政描绘成“敲骨吸髓”、“欲使江南家家破产”，煽动佃户、小农、手工业者对加税的恐惧和不满，许以“事成之后，减免租赋”、“共享富贵”的空头诺言。
阴谋在黑暗中发酵。而忙于应对朝堂门阀抵制、关注荥阳动向的朝廷，对江南这股涌动的暗流，虽然有所察觉，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地方官员或有上报“民情不稳”、“刁·民抗税”，但在“维稳”的思维和门阀抵制的大背景下，这些报告或被忽略，或被当作寻常的地方骚动处理。直到，那冲天而起的烽火，烧遍了太湖沿岸。
圣历元年冬，十一月初九，湖州乌程县。
黄百万、陆文渊等人，以“官府催逼夏税，逼死人命”（实则是他们自己打死了一名前来催税的胥吏，栽赃官府）为借口，纠集事先串联好的各家乡勇、佃户、地痞，以及被谣言煽动的部分民众，总计近三千人，头缠白布（意为“为沈公戴孝，抗暴政”），手持刀枪棍棒，突然发难。他们首先攻破了防备松懈的乌程县衙，杀死县令及数名属官，打开仓库，抢夺粮秣、武器和钱财。随即，竖起“抗苛政，保乡里”的大旗，向周边州县扩散。
星星之火，瞬间燎原。 江南各地，对新政不满的势力，仿佛找到了主心骨。苏州、常州、润州等地，早有准备的士绅豪强纷纷响应，或聚众攻打县衙，或占据交通要道，或抢劫官仓、漕粮。暴动如同瘟疫般蔓延，短短数日，波及三州十余县，乱民（其中混杂着真正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但核心是士绅武装）总数号称数万。他们烧毁税册，驱逐甚至杀害推行新政的官员、胥吏，阻断漕运，抢劫富户（主要是与官方合作、或未参与暴动的商人），江南最富庶的太湖流域，一时间烽烟四起，人心惶惶。
消息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飞报洛阳。
紫宸殿内，气氛降至冰点。
李瑾看着那份染着血污、字迹凌乱的紧急军报，脸色铁青。武则天端坐御座之上，凤目含威，虽未说话，但殿中空气仿佛都已凝固。狄仁杰、裴延庆、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等重臣侍立阶下，个个面色凝重。
“湖州陷落，乌程县令殉国，乱民聚集，阻断漕运，苏州、常州告急……” 李瑾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些话，“好，好一个‘抗苛政，保乡里’！朕的新政，倒成了他们聚众造·反的借口！江南的士绅，好大的胆子！”
“殿下，” 兵部尚书出列，急声道，“贼势虽众，然多为乌合之众，器械不精，缺乏战阵训练。当务之急，是速派精兵，以雷霆之势扑灭，以防蔓延！臣请调派左威卫或右威卫一部，火速南下平叛！”
“不可！” 裴延庆立刻反对，“左、右威卫乃拱卫神都之师，岂可轻动？且远水难救近火。江南自有驻军，江南东道节度使麾下，亦有州兵、团结兵。当责令其速速平乱！”
“裴御史有所不知，” 兵部尚书苦笑，“江南承平日久，驻军多屯于长江沿线防备，内地州县兵额不足，且武备松弛。江南东道节度使麾下虽有三万兵马，但分散各州，一时难以集结。更兼……此番乱起，多有地方豪强参与，甚至可能有州县官吏、军将暗中勾连，军心不稳，恐难倚仗！”
这正是最可怕之处。暴乱的主力并非纯粹的农民起义，而是由地方士绅豪强组织领导，具有明确政治诉求（废除新政）、并得到部分基层官吏、乃至低层军官同情的武装叛乱。他们熟悉本地情况，有一定组织能力，甚至可能得到民间部分物资支持。单纯的州县兵，未必能迅速镇压，甚至可能倒戈。
武则天终于开口，声音冰冷，听不出喜怒：“江南东道节度使王孝杰，现在何处？为何事前毫无预警？乱起之后，又为何迁延不进？”
殿中一片寂静。王孝杰，是武则天提拔起来的将领，曾参与对吐蕃、契丹的战事，勇猛有余，但谋略和治政能力平平，且与江南本地豪强素有往来。此次暴乱，他是否失职？甚至……是否有牵连？
狄仁杰上前一步，沉声道：“陛下，殿下。老臣以为，当务之急有三。其一，速定平叛主帅，授予全权，调兵南下，镇压首恶，速战速决。 江南乃财赋重地，漕运命脉，不容有失，更不可久乱。其二，明发诏旨，昭告天下，揭露此次暴乱乃不法士绅、豪强，为保一己私利，裹挟愚民，对抗国法，行叛逆之事。 将朝廷新政与乱民暴行切割，争取民心，分化乱民。其三，严查地方失职、通匪官员，彻查暴乱根源，揪出幕后主使及各地呼应者。 此非寻常民变，乃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叛乱，必须连根拔起，以儆效尤！”
“狄公所言极是。” 李瑾压下心头怒火，强迫自己冷静思考，“平叛主帅……王孝杰不可用。需派一员能员干将，既要能打仗，更要懂政治，能厘清乱局，安抚地方。诸位爱卿，谁可当此重任？”
众人目光交流。江南局势复杂，叛军成分混乱，又有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这个平叛主帅，不仅要能打，更要能协调各方，迅速稳定局势，还要能贯彻朝廷意图，对参与叛乱的士绅豪强下得了狠手。
“臣举荐一人，” 裴延庆忽然道，“左金吾卫大将军，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多祚。”
殿中又是一静。李多祚？他刚刚在苏州杀了沈翰，以铁血手段震慑江南，江南士绅对其恨之入骨。派他去，无异于火上浇油。
武则天却眼中精光一闪：“理由。”
裴延庆朗声道：“其一，李将军刚在苏州立威，江南乱党闻其名而胆寒，可收震慑之效。其二，李将军熟知江南情势，且对朝廷忠诚不二，行事果决，可当机立断。其三，正因江南士绅恨他，才更需他去。唯有如此，才能表明朝廷平叛之决心，绝不与叛逆妥协！乱党不是打着‘抗苛政’的旗号吗？李将军去，就是要告诉他们，朝廷的‘苛政’（新政）推行到底，任何武力对抗，只有死路一条！至于安抚地方、分化乱民，可另派能吏辅佐。”
狄仁杰沉吟片刻，也点了点头：“裴御史所言，虽显刚猛，但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人。李多祚可为主帅，执掌征伐。然需配一沉稳干练、熟悉民政之大员为副，或为观军容使，负责招抚安民、厘清善恶，以免杀戮过甚，失却人心。”
“观军容使……” 李瑾看向狄仁杰，“狄公，此事关乎重大，非老成谋国、德高望重者不能胜任。眼下朝中，荥阳之事亦急……”
狄仁杰坦然迎向李瑾和武则天的目光，缓缓一揖：“老臣愿往。”
“狄公！” 李瑾动容。狄仁杰年事已高，江南局势险恶，此去凶险异常。
武则天深深看了狄仁杰一眼，这个老臣，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担起最重的担子。“狄公忠勇，朕心甚慰。然江南乱局，非比寻常。狄公此去，不必亲临战阵，可坐镇扬州或润州，统筹全局。李多祚为江南道行军大总管，总揽平叛军事。狄公为江南道安抚大使、黜陟使，持节，总督江南军政，有临机专断、先斩后奏之权！凡参与叛乱之首恶，无论士绅官吏，一经查实，立斩不赦，抄没家产！被裹挟之民众，准其投降，既往不咎，妥善安置。有能擒杀首恶、献城投降者，论功行赏。”
她顿了顿，语气森然：“告诉李多祚，也给朕传檄江南：朝廷推行新政，乃为国为民。有敢聚众作乱，对抗王师，动摇国本者，是为叛逆，罪在不赦！大军所至，只问首恶，胁从罔治。但若执迷不悟，负隅顽抗，则城破之日，玉石俱焚！** 勿谓言之不预！”
“臣，领旨！” 狄仁杰和李多祚（虽不在场，但旨意将立刻下达）肃然应命。
“此外，” 武则天的目光扫过殿中诸臣，“传旨天下，尤其是山东、河北、河东、剑南、岭南等道，及诸藩镇：江南士绅，不思皇恩，不体国难，为保私利，竟敢聚众叛乱，截断漕运，杀官据城，实乃十恶不赦！朝廷已遣天兵讨伐，旦夕可灭。各地官吏、士民，当恪守本分，谨遵国法。若有心怀叵测，欲效江南故事者，王师旦夕可至，沈翰、黄百万之辈，便是榜样！**”
这是一道措辞极其严厉、充满杀伐之气的诏书。目的明确：威慑。威慑那些与江南士绅同气连枝、正在观望甚至蠢蠢欲动的其他地方势力，尤其是那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告诉他们，朝廷有决心，也有能力，扑灭任何形式的武装叛乱，无论它发生在哪里，背后是谁。
“至于荥阳，” 武则天的目光转向裴延庆，“裴卿，计划不变，你即刻出发。江南的乱子，是明火执仗的造·反；荥阳的事，是软刀子割肉的对抗。两处，都要给朕狠狠地打！要让天下人明白，跟朝廷作对，无论是硬的，还是软的，都只有死路一条！”
“臣遵旨！” 裴延庆凛然应诺。
旨意一道道发出，帝国的战争机器开始高速运转。李多祚再次披挂，点齐本部一万精锐（北衙禁军一部），并持节调集淮南、河南邻近诸州兵马，合计三万，火速南下。狄仁杰以七旬高龄，不辞劳苦，带着一批精干文官和护卫，星夜兼程，赶赴江南。
然而，就在朝廷调兵遣将之际，江南的局势，在最初的混乱和恐慌后，开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变化。
以黄百万、陆文渊为首的叛乱士绅，毕竟不是真正的军事家。他们在初期凭借突然性和地方势力，攻占了一些防备空虚的县城，裹挟了不少民众，声势一度浩大。但当朝廷大军即将南下的消息传来，以及狄仁杰、李多祚的严厉檄文传到（檄文中明确区分首恶与胁从，并公布了优厚的投降条件），叛军内部开始出现裂痕。
那些被裹挟的普通农民、手工业者，开始动摇。他们参与暴动，多半是受谣言煽动，或为生活所迫。当听说“只问首恶，胁从罔治”，甚至“擒杀首恶有赏”时，很多人悄悄溜走，或开始盘算。
一些参与较浅、实力较弱的中小地主、商人，也开始后悔。他们意识到，这是一场几乎不可能赢的赌博。对抗朝廷大军？他们毫无胜算。黄百万等人许诺的“谈判”，更像是一厢情愿。于是，开始有人暗中与官府联络，寻求“反正”。
但以黄百万、陆文渊为首的核心叛乱分子，尤其是手上沾了官血的，知道已无退路。他们收缩兵力，放弃了部分难以守卫的城镇，集中到湖州、苏州交界的几处险要之地，如太湖中的岛屿、水网密布的区域，凭借地利负隅顽抗。同时，他们加紧了对控制区域的搜刮，以维持军需，并更加疯狂地散布“朝廷大军到来，必将屠城”的谣言，逼迫控制区内的百姓与他们“同生共死”。
一场血腥的平叛战争，不可避免。 李多祚的大军，如同一柄烧红的利刃，刺向江南的叛乱中心。而狄仁杰，则要运用他的智慧和威望，在刀光剑影之外，进行另一场更加复杂、也更为关键的战争——人心的战争，分化瓦解，争取民心，将叛乱的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同时，揪出所有参与叛乱的势力，为新政在江南的继续推行，扫清障碍。
江南的烽火，映红了太湖的波涛。这场由士绅领导的抗税暴动，不仅是对新政的武力反扑，更是对中央皇权威严的公然挑衅。它的结局，将直接决定变法是否能继续推进，也将向天下所有观望者，宣告朝廷的底线与力量。
消息传到范阳，张守珪放下手中的密报，对着地图上江南的位置，久久不语。他的副将低声问：“大帅，朝廷真能迅速扑灭江南之乱吗？”
张守珪摩挲着下巴，眼神闪烁：“李多祚是员悍将，狄仁杰那老狐狸更不好对付。黄百万之流，乌合之众罢了，成不了气候。关键是，朝廷平叛之后，会怎么做？是安抚，还是继续铁血清算？若是后者……” 他眼中闪过一丝寒光，“这天下，可就不止一个江南了。”
他望向西方，那是荥阳的方向，又望向北方，那是洛阳的方向。手中的酒杯，轻轻转动。江南的这把火，烧得正是时候。就看朝廷，如何扑灭，以及扑灭之后，会留下一个怎样焦灼的残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