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终于可以坐在花园里和玛丽喝茶了。
秋日的阳光从老橡树的枝叶间漏下来，落在她们脚边的草地上，碎碎的，暖暖的。
桌上那壶大吉岭红茶还冒着细细的白雾，和几天前深夜白金汉宫里那盏没有喝的茶不一样，这一次，她们终于可以慢慢品了。
夏洛特端起茶杯，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一半是这些日子压在胸口的重量，另一半是终于可以松下来的疲惫。
“伦敦还是太脏了。”玛丽把茶杯搁在碟子上，瓷器碰着瓷器，发出一声轻而脆的响，“夏日里臭烘烘的，若是夏日爆发霍乱，情况会更严峻。那些排水沟、下水道不知道堵塞了多久，泰晤士河有些地段都被淤泥和垃圾堵死了。河水排不出去，污水就渗进水井里，渗进那些本来就不干净的水源里。”
夏洛特点点头，手指在杯沿上轻轻转了一圈。“下水道当然是必须的。以往提起下水道工程，那些议员们只会摇头说预算不够，说这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可霍乱刚过去，人人都怕了。现在没人敢说这种话了。在疫情结束后推动这一项城市建设，应该比过去容易不少。”
玛丽端起茶杯，抿了一小口。
她知道，在另一个时空里，伦敦的下水道工程还要等十几年才会真正启动——要等到另一场更大的霍乱爆发，要等到那位名叫约瑟夫·巴泽尔杰特的工程师在“大恶臭”的夏天里把图纸铺在议会桌上，告诉那些捂着鼻子的议员们：要么修下水道，要么继续被瘟疫杀死。而在这个时空里，也许不需要再等那么久了。
也许珍妮的母亲在失去女儿之前，就能住进一个有干净水源、有通畅排水系统的街区。
也许东区那些巷子里的旱厕，有一天会被埋进历史的废墟里，和瘴气理论一起被后人当作一段荒诞的往事。
玛丽点了点头，手指在杯沿上轻轻摩挲着。
“有一位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他在伦敦市政工程署任职，对城市排水系统有很深的见解。与其让议员们在议会里争论下水道该修在哪里、花多少钱，不如先让真正懂行的人拿一份方案出来。”
夏洛特把这个名字记了下来。
她端起茶杯，望着花园里那几株在秋风中轻轻摇曳的白玫瑰，心里盘算着市政工程署的预算表、议会的议事日程，还有那份刚刚平息的疫情报告。“那就先从一份下水道规划开始。趁那些吝啬的议员们还在害怕。”
***
辉格党果然将那份酝酿已久的改革法案提交了上去。
霍乱的阴霾刚从伦敦的街巷间散去，空气中还残留着石灰消毒的气味，议会大厦的走廊里却已经提前进入了另一个季节——不是秋天，是春天，是那种积雪刚刚消融、所有蛰伏的野心都在泥土下蠢蠢欲动的早春。
书记官们抱着成捆的文件在走廊里小跑，靴跟敲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密如鼓点的回响。
伊丽莎白坐在上议院旁听席的前排，脊背挺得笔直，目光从那些正在低声交谈的议员们脸上一一扫过。
她今天穿了一条深蓝色的裙子，领口别着那枚珍珠胸针。
她看见中立派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赞成方的投票通道，他们的脚步声在大厅穹顶下回荡着，像一把不断被敲响的、沉闷而坚定的钟。
她看见几个曾经在窗户税废除案上坚决反对的老托利党人坐在座位上，沉默着，犹豫着，手指在扶手上反复敲击，敲了又停，停了又敲。
其中一位头发花白的伯爵在座位上坐了许久，他的同僚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他身边走过，走向反对方的通道，他却仍然坐在那里，两只手交叠在膝上，像是在按住什么即将挣脱的东西。
他忽然站起来，朝赞成方走去。他的同僚们转过头看着他，有人低声骂了一句，他没有回头。
这是她在这间大厅里第二次看到托利党如此分裂。
上一次，是多年前天主教解放法案表决的时候。
那一次，老派托利党人咒骂那些投赞成票的同僚是叛徒，温和派则说这是时代的要求，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挡的。
那一次，温和派赢了。但至少，那一次托利党还勉强维持着一个整体的骨架。而这一次，裂痕比上一次更深、更宽，更不可能弥合。
那些在疫情中仓皇逃往乡间的贵族们丢下的，不只是他们在议席上的尊严，还有整个托利党赖以生存了近一个世纪的东西——对乡绅和贵族的信任，对传统秩序的维护，对那些世世代代投他们票的选民们的承诺。
如今那些中产阶级选民正在成群结队地转向辉格党，像一条改道的河流，一去不返。
查尔斯·格雷伯爵坐在上议院前排的席位上，他的手指搭在扶手上，姿态从容得像是已经等了这一刻很久很久。
唱票结束，书记官将最终结果呈递上去，数字被高声念出。
赞成方超过反对方。法案通过了。格雷伯爵靠在椅背上，嘴角终于浮现出一丝志得意满的笑容。
辉格党主政的最后一道障碍，已经被抹除。
下一次换届，他们就能占据议会多数席位，从而组阁。
不是靠阴谋，不是靠交易，是靠托利党自己把脸面丢在了伦敦的马路上，而他，只是弯腰把它捡了起来。
消息传到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时，玛丽正坐在书房里看报纸的希腊板块。报纸说，希腊局势已经安稳了不少。
她又看了看报纸上关于辉格党改革法案通过的新闻，心里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她铺开信纸，给远在朗博恩的父母和在富勒姆女校当老师的凯蒂写信。
她在信中说，希腊局势已经平稳，地中海的风光正好，问他们想不想夏日里去地中海游玩一番。
她说，我们一家人还没有出国旅行的经历呢。
信送到朗博恩时，班纳特太太正坐在客厅里绣一条手帕。她把信拆开，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手帕搁在膝上，嘴微微张开，眉头皱着，像是听到了一个让她完全意想不到的提议。“希腊？那穷乡僻壤的有什么好看。”
班纳特先生从报纸后面探出半个头，他的眼镜滑到了鼻尖上，眼睛从镜框上方望向妻子。
“希腊过去是罗马的一部分。那些神庙，那些石柱，比我们整个英国的历史还要长好几倍。”
他把报纸折好，放在膝上，“况且是玛丽出资让一家人出去玩。将来你和乡亲们聊天，不是又多了很多谈资？”
班纳特太太的眉毛动了一下。她把那张信纸重新拿起来，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谈资”这两个字在她心里转了几圈，然后她把手帕和针线收进针线篮里，抬起头，嘴角已经浮起了一丝压不住的笑意。
“地中海，希腊。”她把这两个词念了一遍，像是在品尝什么新奇的东西，“我倒要看看，那些老石柱子有什么好看的。”
凯蒂是在上课前收到那封信的。她站在教室门口，把那几页信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地中海的阳光，希腊的神庙，一家人一起出国旅行——这些字她每一个都认得，可组合在一起，却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飘过来的。她把信折好放进围裙口袋里，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敲响了校长室的门。
“请进。”
威尔逊夫人正坐在书桌后面，面前摊着下学期新教师的聘任名单。窗台上那几盆天竺葵还是当年莫尔夫人送来的，如今已经分了好几盆，红艳艳地开着。
她抬起头，摘下眼镜搁在文件上，目光从凯蒂脸上扫过时，已经猜到了几分——这个年轻教师平时从来不会在上课前敲门。
凯蒂把玛丽的信从口袋里掏出来，却没有打开，只是攥在手里。
她说，夏天想和家人一起去地中海旅行，可能需要请几周的假。
她怕学校人手不够，她带的那些低年级学生没人代课，她怕威尔逊夫人为难。
威尔逊夫人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搁在文件上，目光从凯蒂那张有些不安的脸上扫过。
“去吧。这些年你一直在学校里尽职尽责，从来没有请过假。现在学校已经能招到足够多的教师来完成所有课程了。”
凯蒂愣在那里，手指还攥着那封信，指节微微泛白。
她想起很多年前，这所女校还在用木板搭成的临时教室里上课，那时候老师只有寥寥几位，每个人都要兼好几门课。
威尔逊夫人自己既要管行政，又要教历史和地理，有时候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就端着盘子站在走廊里，一边看课程表一边匆匆咽几口面包。
那些年，没有人敢请假。不是因为学校不允许，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少了一个老师，剩下的所有老师就要多承担一份已经不堪重负的工作。
可现在，校长说，学校已经能招到足够多的教师了。她站在校长室里，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
威尔逊夫人重新戴上眼镜，拿起笔，在教师请假登记表上找到凯蒂的名字，在旁边写了一行字。
她的笔迹还是那样潦草，和当年在朗博恩教书时一模一样。“你会带着地中海的阳光回来给孩子们讲讲那里的故事吗？”
凯蒂用力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快步走出校长室。
她还要去上第一节课，那些低年级的孩子们正等着她。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走廊里传来她渐渐远去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