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启航的帮助下，周振邦他们开始追查沈俊生的下落。
但周振邦并不想跟陈启航合作。这个人太深沉了，说话永远留三分，眼神像一口枯井，你扔什么进去都听不到回响。
周振邦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但陈启航让他觉得不舒服，看不透。他不喜欢跟看不透的人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是赵振国说服了他。
“婉清差点没命。”赵振国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孩子也在保温箱里待了半个月。这件事，我一定要查清楚。而只有抓到沈俊生，才能解开这一切的谜题。陈启航是目前唯一能帮我们找到沈俊生的人。”
周振邦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
“行。但我不会信任他。”
“不需要你信任他。”赵振国说，“只需要你用好他。”
——
刘和平的小徒弟见过沈俊生。
但那个人是沈俊生，也不是沈俊生。
沈俊生这个人，像一条蜕皮的蛇。他每换一个身份，就换一副面孔，换姿态、换口音、换气质。
他能把自己变成一个瘸子，走起路来左腿拖地，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也能变成一个斯文的机关干部，戴着金丝眼镜，拎着黑色皮包，说话慢条斯理。
陈启航提供了几个沈俊生可能藏身的地点,城郊的几处出租屋、一个货运站、一家小旅馆。
周振邦带着人一处一处地摸，白天踩点，晚上蹲守，连续折腾了五天，一无所获。
那些地方要么已经空了，要么根本就是假地址。
“他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陈启航说，“狡兔三窟，而他，不止三窟，但有个地方，他会固定去。”
“哪里？”
“协和医院。”
陈启航告诉他们，沈俊生的左腿里有一块取不出来的弹片。那是很多年前在边境执行任务时留下的，弹片卡在胫骨和腓骨之间，离神经太近，没有医生敢动。
平时走路看不出异常，但阴天下雨就会疼，每隔一段时间需要去医院开一些止痛和消炎的药。
为了不暴露身份，沈俊生专门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瘸子”的身份，定期去协和医院骨科复查。
沈俊生的那个身份的档案是真实存在的：户口本、工作证、病历，一应俱全，经得起任何常规核查。
周振邦看着墙上的日历，做了决定。
他把协和医院围了个水泄不通。
骨科门诊在三楼。走廊不长，两边是水磨石地面，墙裙刷着淡绿色的油漆。
周振邦安排了三组人：一组在挂号大厅，一组在三楼走廊，一组在地下停车场。
刘和平带着两个人假扮成患者，坐在骨科诊室门口的长椅上，手里拿着病历本，眼睛却一刻不停地扫视着每一个从电梯里走出来的人。
赵振国没有参与这次行动。周振邦让他留在局里等消息，他答应了。
但他坐在电话旁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满了又倒，倒了又满。
八点半，目标没有出现。
八点四十五，没有。
九点整，仍然没有。
走廊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孕妇、老人、抱着孩子的年轻父母，嘈杂的人声在狭长的走廊里来回弹跳。
刘和平不动声色地换了一个位置，从走廊这头挪到了那头。他的衬衫后背已经被汗浸湿了，贴在皮肤上，又黏又凉。
九点二十，挂号大厅传来消息，没有发现符合特征的男子。
九点四十，骨科诊室的护士开始叫第十一号病人。
周振邦站在医院对面的小旅馆二楼，窗帘拉了一条缝，用望远镜盯着医院大门。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门口的法国梧桐把影子投在地上，像一把把撑开的伞。
一直到晚上，周振邦才放下望远镜。
“撤。”他说。
围捕行动像一场没有放响的哑炮，无声无息地收了场。
——
周振邦到赵振国办公室的时候，赵振国正坐在办公桌前抽烟。烟灰缸里堆着小山一样的烟蒂，有几根还冒着细细的青烟。
“没来。”周振邦把皮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一屁股坐下去。
赵振国弹了弹烟灰，目光落在地图上，像是在看一条已经走不通的路。
“是时候再去见见陈启航了。”他说。
——
陈启航被带到审讯室的时候，手上还戴着手铐。
几天没见，他的胡茬又长了一层，眼睛底下的青黑更重了，但腰杆还是直的。
“沈俊生没来。”周振邦开门见山。
陈启航沉默了一瞬，像是在消化这个消息，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
“他怕是起了疑心了。”
“起疑？”周振邦的声音拔高了半度，“我们动用了将近二十个人，布置了一整夜，他怎么起疑？谁走漏了风声？”
“不是走漏风声。”陈启航说，“沈俊生这个人，你们不了解。他靠的不是情报网，是直觉。他跟协和那套流程走了两年多，每一个环节他都在脑子里演练过上百遍。
今天他一定是在某个环节感觉到了不对，也许是挂号窗口排队的便衣多看了他一眼，也许是停车场那辆面包车的位置跟往常不一样。他不确定哪里出了问题，但他不会冒险。”
“所以他就不来了？”周振邦说，“那不等于告诉别人他有问题吗？那个‘瘸子’身份他用了两年，说不要就不要了？”
“对他来说，一个用了两年的身份和一顶戴了十分钟的帽子没有区别。”陈启航说，“扔掉就是扔掉。他又不止这一个身份。”
周振邦掐灭了手里的烟，抬起头。
“那你有什么办法？”
陈启航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的日光灯看了几秒钟。那盏灯嗡嗡地响着，像一只困在玻璃罩子里的飞蛾。
“登寻人启事。”他说。
周振邦愣了一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