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月光从柠檬树的枝叶间洒下来，把每个人的影子都投在石板地上时，班纳特太太忽然笑出声来。她已经喝得有些微醺了，脸颊泛着两团红晕，手帕攥在手里，笑得比平时更大声。
她用那只举着酒杯的手指着远处卫城山上那些巨大的石头柱子，忽然大声宣布。
“我想明白了！这世上的石头，和朗博恩的石头，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石头！”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极其认真，仿佛这是她这辈子说过的最重要的真话。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愣了一下。然后班纳特先生第一个笑出声来。
“这简直是一句极具哲理的诗句。”
莉迪亚放下叉子，举起酒杯。
“敬石头。”
玛丽举起酒杯。
“敬朗博恩的石头。”
凯蒂说。
“敬卫城的石头。”
班纳特先生端起酒杯。
“敬所有还在等我们去看的石头。”
班纳特太太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举杯，笑得眼眶都湿了。她用手帕按了按眼角。
“你们这些孩子——”
她自己也举起杯子，和所有人碰了一下。玻璃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柠檬树的叶子在夜风里轻轻晃动，把月光筛成细碎的光斑洒在他们身上。
远处，那座看过无数帝王更迭、无数普通人悲欢离合的古老神庙，正静静地矗立在月光下，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它见过太多离别，太多死亡，太多被遗忘的誓言。
一家人在地中海的阳光和沙滩尽情徜徉了大半个夏天，再回到雅典时，每个人都被晒黑了不少。
班纳特太太对着镜子照了又照，说这肤色回到朗博恩，卢卡斯太太怕是要以为她是从非洲回来的。
班纳特先生从报纸后面探出半个头，说地中海不算非洲，不过确实比布莱顿的太阳毒辣得多。
莉迪亚是带着决心回来的。
她在苏尼翁角的礁石上已经想好了——关掉皮卡迪利大街上的裁缝铺，来雅典重新开始。可理想从纸面落到地面时，往往比想象中更艰难，也更琐碎。
希腊的政局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第一任总统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被政敌暗杀在教堂门口，共和政府随之陷入内乱与派系斗争。
英法俄三大列强刚刚签署了《君士坦丁堡条约》，将希腊确立为君主国，选了一位巴伐利亚王子来做国王。
政府即将交接，底层官僚们个个心浮气躁，不知道该向谁效忠，也不知道自己的职位还能保住多久。于是每一个盖章的窗口都变成了他们最后的收割场。
玛丽带着莉迪亚跑了好几趟市政厅。第一次去，窗口后面的公务员头也不抬，一只手翻着不知什么文件，另一只手在桌上敲着不耐烦的节奏。
“申请表要用希腊文重新填写一份。”
莉迪亚连夜找人翻译好，第二天再去。同一个人翻了翻表格，眉头皱了一下。
“还需要提供店铺租赁合同的公证副本。”
玛丽耐着性子把所有文件一一备齐，第三天再去。那个公务员看了看那一叠厚厚的文件，嘴角往下撇了撇，又开口了。
“还需要一份本地商会出具的经营许可推荐信。”
凯蒂终于忍不住了。她往前迈了一步，两只手撑在柜台上。
“先生，这些要求，能不能一次性说完？”
那人摊开双手，肩膀耸了耸，脸上挂着一个早就练熟了的、不痛不痒的微笑。
“这是规定。我只是在按规定办事。”
玛丽没有和他争辩。她见过太多这种面孔了——不是在希腊，是在伦敦，在海军部采购办公室，在那些被老派贵族把持的政府部门里。
每一张这样的脸她都记得：克劳福德专员靠在椅背上，用“从来没出过问题”来包装回扣清单；西蒙斯爵士弯着腰，用“传统不能改”来掩护利益输送；还有那些在疫情最严重时驾着马车逃往乡间的托利党老爷们，他们连借口都懒得编。
现在这个坐在雅典市政厅窗口后面的公务员，不过是另一张被她看腻了的脸。
她换了一个策略，直接去找主管。
主管是个头发稀疏的中年人，态度倒很客气，笑眯眯地请她们坐下，给她们倒了两杯浓稠的希腊咖啡。咖啡表面浮着一层细密的泡沫，他端起来抿了一口，然后靠在椅背上，用过来人的语气说，这事不着急。等新国王登基之后，政府机构会统一调整，到那时再办也不迟。
“新国王什么时候登基？”莉迪亚问。
“快了快了，已经快到希腊境内了。”
“快了是多久？”
他抿了一口咖啡，望向窗外。远处卫城山上的帕特农神庙在午后阳光里泛着柔和的白色。
“大概再过几个月吧。”
几个月。莉迪亚的心沉了下去。
她在伦敦已经把铺子关了，材料备齐了，店铺位置也看好了，却要为一个“快了”等上好几个月。
从窗口到主管办公室，从主管办公室到每一扇紧闭的门，这些官僚不是坏人，他们只是不着急。而她等不起。
玛丽回到住处，翻出了一封信。那是拜伦当初在希腊时写给她的回信之一，信纸已经有些泛黄了，边角起了毛。
信中字迹潦草而洒脱，拜伦的字向来这样，像是急着把所有想说的话都一吐为快，没耐心把笔画收拢。
其中一段写道，他在希腊结交了几位志同道合的议员朋友，如果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可以拿着这封信去找他们。她把信折好，叫了马车，独自一人去了雅典议会。
那位议员的办公室在议会大厦二楼，推开窗就能望见远处卫城山上的帕特农神庙。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希腊传统长袍，头发花白，眼角有很深的纹路，笑起来却很温和。
他接过拜伦的信，低头看了很久。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马车轮声和远处巷子里小贩叫卖无花果的吆喝声。
墙上挂着一幅拜伦的画像——那是独立战争时期，拜伦和当地起义军领袖的合影摹本，炭笔画的，线条粗犷却传神。他把信折好，放在桌上。
“班纳特小姐，非常抱歉。现在的希腊确实遇到了一些小麻烦。我们正在努力解决，但很多事情，比打赢一场战争还要难。”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希腊口音，但措辞很文雅，像是年轻时在伦敦留过学。
“新生儿，总是要伴随阵痛的。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总统遇刺，是一个悲剧。但希腊没有垮掉。它还在往前走。总有一天，它会实现那些伟大的理想——那些曾经被写进独立宣言里、被刻在卫城石柱上的理想。”
“班纳特小姐，”他忽然抬起了头，声音比刚才更亮了，“您知道东罗马的荣光吗？”
“荣耀归于罗马，伟大归于希腊。东罗马时期，希腊是拜占庭的精神内核。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说的是希腊语，读的是希腊哲学，守的是希腊的教会。当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陷落时，那些逃亡的学者们带着古希腊的手稿渡海来到意大利，点燃了文艺复兴的第一把火。希腊文明征服了罗马，罗马征服了地中海。这是希腊人的骄傲，也是你们整个文明的根基。”
“您也懂这些？”老议员靠在椅背上，眼角的纹路更深了，仔细打量着她，仿佛第一次真正看清这个走进他办公室的英国女人，“大部分英国人并不了解东罗马的历史。他们只知道罗马，却不关心君士坦丁堡。”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一千年里，整个欧洲的文明中心不在罗马，不在巴黎，也不在伦敦——它在君士坦丁堡。当西欧还在蛮族入侵的废墟上摸索时，君士坦丁堡已经在用希腊文传承着古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和基督教的信仰。拜占庭帝国不是罗马帝国的衰亡，而是罗马帝国在东方的延续。它在拉丁语的西方崩溃之后，独自撑起了整个基督教文明的世界秩序，长达一千年。”
“而希腊是拜占庭的精神内核。公元七世纪以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不再说拉丁语，而是说希腊语。他们读的是希腊教父的著作，他们的军队由希腊本土的士兵组成，他们的信仰是希腊正教的信仰。
当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正是希腊本土的尼西亚帝国接过了拜占庭的旗帜，在流亡中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最终收复君士坦丁堡。如果没有希腊，东罗马早就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就彻底灭亡了。
这是全欧洲都欠希腊的一笔债——当奥斯曼帝国的铁蹄最终踏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时，整个欧洲都应该为它哭泣。但欧洲没有。欧洲只是捡起了那些逃亡者带来的手稿，然后转过身去，继续做自己的生意。”
老议员听到这里，忽然低下头去。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玛丽以为他不打算再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