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马车声远了，巷子里小贩的叫卖声也停了，只有卫城山上那些白色大理石柱在午后的阳光里沉默地矗立着。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没有落下来。
“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过。”他的声音很轻，像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忽然发现原来路边还坐着另一个人，也知道这条路从哪里开始，经过哪里，要往哪里去，“您不是希腊人。可您知道。”
“有些东西，不需要血缘来证明。它们写在书里，刻在石头上，在君士坦丁堡的废墟里埋了一千年，但总有人会记得。总有一天，那些大理石柱子会重新站起来。不是在这片废墟上重建帝国——是每一个记得它们的人，都会在自己心里，为它们重新立起一根柱子。”
老议员摘下眼镜，轻轻放在桌上。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起另一件事。
他说，独立战争结束后，希腊政府为那些曾经资助过希腊独立事业的外国友人定制了一批勋章。
他早就听说玛丽通过拜伦向起义军捐赠一笔钱，这笔钱在当时帮了很大的忙。但他不知道，这位班纳特小姐不只是捐了钱，她还知道君士坦丁堡。
他打开抽屉，取出一只深蓝色绒布衬底的小木盒，里面并排放着两枚勋章。银质，圆形，正面浮雕着希腊独立战争的标志——一个高举火炬的战士正在挣脱镣铐，背面刻着铭文。
他请玛丽将她自己与拜伦勋爵的勋章一并带回英国。他说，他相信拜伦勋爵会为此感到骄傲。
“没问题。只是——”
“请放心。”老议员重新戴上眼镜，嘴角浮起一丝温和而笃定的笑意，“您妹妹的店铺，我找人关照一下，很快就能办妥。”
玛丽回到住处时，天已经快黑了。一家人正围坐在客厅里等她。
凯蒂从椅子上站起来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去见了议会一位议员，把营业执照的事办了。
没多久，困扰班纳特一家许久的店铺问题就解决了。一纸带着新鲜墨香的经营许可被送到了他们住的旅馆，上面盖着各个部门的印章。
也许是老议员派了人跟着流程一路推下去，也许是那位议员亲自打了招呼，没有人再提什么推荐信，也没有人再笑眯眯地说“不急”。
店铺位于雅典比较繁华的街道上，左右都是经营多年的老店。
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是一间长方形的店面，阳光从朝南的窗户照进来，在深色的木地板上铺开一片明亮的金色。
店里还空着，四壁刚刚粉刷过，空气中弥漫着石灰和橄榄木的味道，在午后的光线里微微发亮。
凯蒂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她能想象出这里将来的样子——墙上挂满速写，橱窗里站着一个穿着希腊式长裙的木头模特。莉迪亚站在店铺中央，张开双臂转了一圈。
“这里，要挂我画的那些速写——波塞冬神庙的衣褶、科孚岛渔网的纹样、还有南法那些手工染色的亚麻布。整个橱窗只放一条裙子。不是那种层层叠叠的洛可可式礼服，是帝政裙——改良过的，用希腊的橄榄绿，领口只镶一道极细的银线。门口那块招牌上要刻我的名字——Lydia Bennet。就刻这一行字，不加别的。”
“够了。”玛丽望着她那副已经开工了的样子，嘴角微微上扬，笑意从眼角慢慢漾开，像一束温暖的阳光正轻轻落在那张新粉刷过的墙壁上，“足够让这条街为你排队。”
***
一家人离开希腊的那天，雅典的阳光还是那么好。
卫城山上的帕特农神庙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金色，普拉卡老城的三角梅从白墙顶上倾泻下来，和三个多月前她第一次推开旅馆窗户时看见的一模一样。
班纳特太太站在旅馆门口，仰头看着那片被晨光染成淡金色的天空，忽然叹了口气。
“这希腊的阳光，真是让人舍不得走。回到英国，又要天天看那些灰蒙蒙的云了。”
玛丽站在她旁边，手里拎着一只装着科孚岛橄榄油和厄勒克特拉蜂蜜的藤编篮子。
“母亲，要是待到秋冬，就会赶上希腊的雨季了。那时候又冷又湿，和英国也差不了多少。地中海气候就是这样——夏天干燥炎热，冬天温和多雨。那些橄榄树就是在冬天的雨水里储存水分，才能熬过漫长的夏季。”
班纳特太太惊讶地转过头。“我还以为希腊是全年阳光明媚的好地方呢。画册上画的，全是蓝天白云。”
“画册只画夏天。谁会在画册上印下雨天呢。”
班纳特太太想了想，大概觉得这话也对，便没有再问。
凯蒂在旁边轻轻笑了一声，弯腰把最后一只捆好的行李袋拎起来。
这些日子，他们把普拉卡老城的手工商铺逛了个遍。
班纳特太太带回了一整箱希腊特有的手工刺绣亚麻桌布，上面的纹样是当地绣娘从自家后院的橄榄树和柠檬枝上描下来的；
班纳特先生挑了一套古希腊哲学著作的英译本，又特意去卫城博物馆买了帕特农神庙残柱的铜版画拓片；
玛丽则收了几尊独立战争时期的小型纪念雕塑，准备带回伦敦分送给几位参与过希腊援助委员会的老朋友。
凯蒂的行李最沉，除了给富勒姆女校学生们带的希腊民间故事集，还有她一路在科孚岛、苏尼翁角和雅典卫城亲手绘制的素描册。
此刻，这些大包小裹堆在码头边上，像一座等待装船的小山。
来接他们的是一艘英国商船，船身吃水很深，甲板上已经堆满了从希腊运往伦敦的货物——成捆的橄榄油、装在陶罐里的蜂蜜、成箱的干无花果，还有几大桶标着希腊文标签的葡萄酒。
船长亲自站在舷梯口迎接他们，说这趟船要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经直布罗陀海峡返回伦敦，一路上风景不错，只要不碰上秋季风暴。
汽笛低鸣。商船缓缓驶离码头，船尾的螺旋桨搅起一道雪白的尾迹，海鸥追着那道白沫在桅杆上方盘旋。
莉迪亚站在码头上，朝他们挥手，身后是她那间还没来得及装修完毕的新店铺。
凯蒂站在船尾，朝她挥手，挥了很久，直到码头上的白色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和普拉卡老城那片白墙融在一起，再也分不清哪一栋是她的家。
商船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英吉利海峡时，天气果然变了。
灰蒙蒙的云层低低地压在海面上，细密的雨丝斜斜地打在舷窗上，把地中海的蓝色彻底洗掉了。
班纳特太太裹着披肩坐在船舱里，望着窗外那片铅灰色的海，又叹了口气。
他们再次踏上伦敦的土地时，已经是深秋了。
伦敦的天还是记忆里那种灰蒙蒙的颜色，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门口那几株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湿漉漉地贴在石板路上。
埃莉诺早早接到了信，把整栋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窗台上那几盆天竺葵还开着，在灰暗的秋色里格外鲜艳。
玛丽在客厅里让人沏了热茶，又让厨房准备了热汤，然后问父母要不要在伦敦多住些时日再回朗博恩。
凯蒂已经在普拉卡帮莉迪亚把店铺的前期手续跑完了，此刻已和来接她的同事一道搭上了返回富勒姆女校的火车。
客厅里便只剩下她和父母三人。
“不了。”班纳特先生端着茶杯，靠在沙发椅背上。回家的旅途中他的话一直不多，大概是在海上晃了太久，骨头缝里还残留着地中海的潮气，“庄园不能不打理。之前住在莉齐家，她来来往往的都是些政府官员、议会议员，还有不少贵族。格雷伯爵来吃过两次饭，德文郡公爵也来拜访过一次。那些人倒不算不客气，只是说话太讲究了，一句话要绕三个弯，听着累。”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语气恢复了几分惯常的慢悠悠，“还是回朗博恩过些平静日子好。”
班纳特太太把茶杯搁在碟子上，手帕在手里揉了一圈。“莉齐这样每天都有事做，也挺好的。住在她那里，每天一大早就能听见她出门的脚步声，晚上天黑透了才回来。”
她顿了顿，话锋忽然一转，“就是——不知道她有没有喜信。成婚都这些年了。”
玛丽正端着茶杯。她在母亲话音将落未落的那一刹那——在她刚刚酝酿好要把话题转向“你什么时候也考虑一下”之前——精准地打断了。
“母亲，过几天我就去看一看莉齐。”
她把茶杯放下，站起来，从埃莉诺手里接过那只装着希腊纪念品的篮子，“这些是带给她的——科孚岛的橄榄油，还有厄勒克特拉亲手酿的葡萄酒。您放心，我不会忘的。”
班纳特太太张了张嘴，又合上了。
班纳特先生从报纸后面抬起眼睛，看了玛丽一眼，嘴角弯了一下，又低下头继续看他的报纸。窗外，伦敦的秋雨还在下着，细细密密的，打在梧桐叶上，沙沙作响。